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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潘年英
  

 

   

    

  

  1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写编辑,我都显然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我很少能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也从未有一部作品被人们津津乐道,更是从未获得过像样点的文学奖项,所以,我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在文学上打开了局面的人。 

  但是,我有三十多本将近四十本书出版(具体数字是38本),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而在这38本书中,除去其中的图像书和人类学民族学著作,大概还有18本比较纯正的文学作品集,即小说和散文集。一个人在他56岁年龄的时候,有18部文学作品集出版问世,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数字。 

    

  2 

  在这18本书中,有哪一本书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呢? 

  哈!很多人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没有答复。与其说是没有答复,不如说是没有答案。人就说,是不是你觉得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你无法取舍?我摇头,还是没有答案。 

  其实我是有答案的。我的答案是,所有的作品都好。 

  哈!这也未免太那什么了吧。狂妄?或者自负?或者自不量力? 

  不,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做着一种努力,就是不想重复自己。我珍惜每次写作的机会,努力让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面貌和能量。也就是说,在对待写作的态度上,我是很认真的。而既然是很认真地写下来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去轻易臧否和评判其孰优孰劣呢? 

    

  3 

  追溯起来,我写作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报纸投稿。在大学阶段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然后在1991年正式在文学刊物上亮相。我的第一组小说散文被《山花》隆重推荐发表,使我一下子跻身于贵州作家行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在我文学写作的第一阶段,即初出茅庐阶段,我写出了像《伤心篱笆》《乡村女子》《月地歌谣》这样的作品,其中《伤心篱笆》刊发在《花溪》后被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翻译成法文先容到国外,说明,我的文学起点并不低。 

  1991年到1995年,我连续在《花溪》、《山花》、《青年文学》、《上海文学》、《民族文学》、《天涯》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说明我的写作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客观而论,如果我当时再勤奋一点,或者再固执一点,我相信,我真有可能赶上余华和苏童。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却让我后来的写作偏离了本来的发展轨道。第一件事情是我在1995年改行去做人类学的研究,第二个事情是我拒绝领取一个政府文学奖。这两件事情最终都使我被迫远离了文学。 

    

  4 

  不过后来我仔细想过,我偏离的其实不是文学,而是体制文学。因为文学之于我,其实是须臾也没有分离的。无论命运如何改变,我照样读书写字,照样生活和思考。我只是不再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而已。 

  我和体制文学就此分道扬镳。并且由于这样的分道,我再也没有了赶上余华和苏童的机会和可能。但我并不绝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因此获得了另外一种欢乐和自由。 

  大约在2005年左右,我在一份著名的民间刊物《水沫》上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塑料》。以此为标志,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承认,即民间的承认。我在湘潭的作家朋友们就是由这篇小说而看到我的文学能力的。当朋友们夸赞我的文学才华时,我曾夸下海口说,这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想写和正在写的是一部讲述灵魂的书。朋友们从此对我有了新的期待。但是,很遗憾,那本书,我一直在写,也一直没有写完。之后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我那本讲述灵魂的书,并没有写出来,以至于朋友们误以为我当年的海口不过是一个玩笑。 

  我当然没有开玩笑。我那本讲述灵魂的书,就是现在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解梦花》。现在,这本书出版了,就摆在大家的面前。我在这本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有没有关于灵魂的故事?算不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个就由大家去评判好了。 

    

  5 

  《解梦花》的确是我写了将近20年的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我已经说过了,这本书最早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邀约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那是1997年,我还在泉州谋生的时候,当时我的《扶贫手记》刚刚出版,责任编辑就是赵南荣先生。那年的初冬季节大家相聚厦门,他对我的文字能力大为赞赏,并感慨自己做了一辈子编辑,出版了太多的书,但还有一个缺憾,就是没能编辑到一部可以被人记得住的优秀长篇小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天晚上我就回家写下了《解梦花》这个书名和第一句话:“大家每个人都是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走出家门的。”现在这句话被安排在《解梦花》第二章的开头部分。从那时起,我一有空就坐在书桌前写上几句。当时的构思仅仅有一个大概的框架,就是写一个人,始终在做噩梦,在民间遍寻偏方却依旧没能治愈。后来我的生活不停地发生转折和变化,先由人从沿海转入内地,由泉州迁入湘潭生活,继而我的年龄也由青年转变为中年,并且经历了很多的遭遇与磨难,而我的《解梦花》却迟迟未能完稿……我实在没想到,一部当初自以为构思相当成熟、可以很快完成的作品,居然一写就是18年,直到2015年才算是基本完稿。而这个时候,当年跟我约稿的赵南荣先生早已经退休了,他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我的写作,支撑我的写作,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来帮助我出版这部书稿了。 

    

  6 

  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年轻时模仿过很多人,包括沈从文、张承志、何士光、王朔、高行健、加西亚·马尔克斯、石黑一雄……等等等等。因为受到这些作家作品的强烈影响和激励,我早期的作品的确很难抹去他们的影子和痕迹。但是,到了我写作《塑料》、《金花银花》、《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把受别人影响的痕迹抹掉得差不多了,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和表达方式。现在,我愿意把我的这些作品看成是致敬大师们的产物。我承认,我依然受他们影响,但我走的是自己的路,说的是祖传的方言。 

    

  7 

  一些读者在议论《解梦花》里有多少自传成分的问题,按说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张爱玲和郁达夫都说过,作家笔下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编辑的自叙传。因此我也必须坦然承认,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我的自传。这是我喜欢的写作方式,或者说,这是我喜欢的表述方式。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关于我的自叙传的文字,其实又差不多都是我自己虚构的。有人说,作家最大的能力就是把虚构的生活写得像真的一样。我希翼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不担心人们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太多的“真实”,我担心的是人们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不真实”,就像把真实的故事写得像假的一样。 

  在眼下出版的这五部作品(《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中,《解梦花》的男主人翁是“你”(尼巴),《河畔老屋》、《山河恋》及《敲窗的鸟》的主人翁是“我”(阿呆),《桃花水红》的主人翁是“他”(老东)。那么,请注意,既然作品的主人翁是“你”“我”“他”,那么我相信我所写的,就不只是我的自传而已。 

    

  8 

      事实上,从刚刚学习写作开始,我就在刻意经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原型人物和故事,全部来自我的故乡盘村。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县或者高密东北乡、鲁镇、边城那样的地方。在写作的第一个阶段(1984-2000),我写的差不多都是关于盘村的童年记忆,这记忆有哀伤和忧愁,但更多的是一种温馨和甜蜜。代表作就是我的故乡三部曲《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而在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2000-2018),我写的则是关于盘村的残酷现实,有些可以称之为“噩梦般的现实”,温馨和甜蜜的内容就少有了,更多的是边缘人群和个体在恶劣现实挤压之下的演绎的悲壮与惨烈命运。代表作就是刚刚出版的《解梦花》、《河畔老屋》、《敲窗的鸟》、《桃花水红》、《山河恋》。这五部作品中,我曾经想把《解梦花》、《河畔老屋》与《桃花水红》作为“新故乡三部曲”先行出版,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落入俗套,我觉得三部曲也罢,五部曲也罢,都是人为的称谓,没有必要为某种概念的需要而出版自己的作品,于是,我把这五本书一起交给了出版社。但是,熟悉我作品的人们肯定看到了,这五部作品,的确是我的“故乡三部曲”故事的发展和延续,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接下来,当然,我还会继续写作“后故乡三部曲”,这是关于盘村未来命运的忧思之作品。这样的写作其实早已开始了。 

    

  9 

  198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34个年头。这可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啊!很多人在20多岁时就已经功成名就,沈从文在32年那年也写出了惊世之作《边城》,很多著名作家全部的生命加起来也不到34年。而我苟活至今,依然孤独寂寞,想来偶尔也会觉得心酸。但任何外在的因素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状态。自从我在20多年前跟体制文学揖手道别之后,我就明白自己将要走的是一条怎样坎坷和艰难的文学之路。 

  康德说过:“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的帝王。”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似乎也跟康德一样。 

    

    

  2018-10-29于故乡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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